一季度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印证了这一点: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.89万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4.8%。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为5.65万亿元和4.24万亿元,分别同比增长8.4%、0.2%。
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增长。截至3月末,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59.02万亿元,同比增长10%。一季度,社融规模增量累计14.53万亿元,比上年同期多2.47万亿元。其中,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.7万亿元,同比多增2.36万亿元。
“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得益于两方面。”钟正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指出,一方面,基建投资支持力度大、房地产投资拖累减弱,提振了建筑业及产业链上游的工业需求。另一方面,服务业需求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、数字化的经济热潮的带动下,获得较快恢复。
钟正生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多年,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。2010年后,他先后任职光大证券、国信证券,从事宏观经济研究,曾获2015年新财富最佳宏观分析师。钟正生曾在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公司担任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,现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所所长。此外,他还在中国财政学会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担任理事,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经济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。
中国经济加快复苏,也同样面临挑战。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。外需放缓,如何继续提振内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对于今年中国实现GDP增速5%的目标,钟正生态度较为乐观。据央行数据,今年一季度,中国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3.8%,环比提升10.3个百分点;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40.2%,环比22.8个百分点。
“这些预期的相对变化更多体现了中国经济环比修复的势头。”他预判,二季度服务业的需求将处于持续修复通道。随着居民收入及信心的逐步改善,叠加五一黄金周和端午假期的影响,2023年二季度以旅游为代表的线下服务消费恢复可能更进一步。
不过,钟正生也指出,政策端仍有必要,多措并举,继续发力改善非公有制企业、外资企业和居民的预期,提振市场信心。
时代周报:多家机构预测,中国一季度GDP增速在4%左右。你认同这一判断么?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牢固吗?
钟正生:我们预计,中国一季度GDP增速略高于4%,高于2022年三季度的3.9%和四季度的2.9%。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环比超季节性复苏,但同比略低于5%-5.5%的潜在增速水平。但终端需求修复“冷热不均”,存在出口承压、居民大件耐用品消费需求偏弱等隐忧。
除去稳增长政策的带动、疫情防控调整后的短期效应,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内生动能还有待逐步加强。这表现为中下游制造业生产恢复不够快,盈利下滑、库存有所累积等有可能制约投资扩产的后劲。居民大件耐用品消费偏弱,年初以来限额以上汽车、通讯器材、家电音像销售额均同比收缩。
时代周报:你此前提出,政策有必要继续着力于改善预期。政策端有哪些具体措施可进一步改善预期?
首先,对于非公有制企业,尽快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并广泛宣传,发挥平台经济的“风向标”作用,让非公有制企业产生政策稳定的预期,进而在这一稳定预期下做出决策。
其次,对于外资企业,部署“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”,包括扩大市场准入、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、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,。
另外,对于居民,重点是提振消费意愿,推动“超额储蓄”向消费转化,可以向特定群体发放较大规模的消费券,加大对家电、汽车、旅游等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等。
钟正生:货币政策方面,支持实体经济的优先级,从高到低依次是结构性再贷款、降准、降息。
财政政策可以期待的有三个方面举措:首先,强化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基本公共服务;其次,更广泛地使用“贴息工具”;另外,广义财政继续发力。
时代周报:据政府工作报告,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%安排,比上年增加0.2个百分点。从赤字率来看,我国今年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。
钟正生:今年财政政策目标较去年有所扩张,狭义赤字规模和新增专项债额度均创下历史新高。
财政赤字调升基于两方面考量。一方面,正如二十届二中全会公报所言,“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,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有可能发生”,有必要通过提高广义财政赤字增强政策的应对空间。另一方面,2023年可用于平衡公共财政预算、补充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资金减少。
时代周报:今年着力扩大内需,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。你之前提出新市民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。哪些措施能更大程度刺激他们的私人消费?
钟正生:我们大家都认为,改善新市民消费意愿,刺激私人消费有三大着力点,即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、助力解决住房问题。
其中,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,有助于提高新市民的归属感,减缓后顾之忧,继而释放置业和消费等需求。金融服务新市民还有很大提升空间,由于监管考核和内部风控等原因,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信用资质相对较弱的新市民发放贷款的意愿不足。
另外,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较大改善空间,但当前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较高,增加了新市民的购房难度。
时代周报:对于刺激消费,有专家提出更直接的建议——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。这一措施是否在部分地区具备可实行性?
钟正生:给中低收入群体发钱,要考虑多方面因素。例如,地方政府财力能否支撑、发钱和发消费券如何权衡、如何发钱效果更佳等。
相对于消费券的杠杆效应而言,直接发钱对居民消费的转换率可能有限,刺激消费效果可能更弱。如果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一次性或短期补贴,居民大概率将其视为暂时性或不稳定的收入。从永久收入假说看,居民可能会用于储蓄或偿还债务,对消费的提振作用相对有限。
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补贴有必要性,但资产金额来源、政策设计均存在一定难度。可优先考虑结合社会保障、税收优惠等政策,采用现金、电子红包、消费券等形式,适应不一样类型的消费需求和习惯,给予居民更多的选择空间。
时代周报:房地产市场受挫、汽车消费走弱,其他领域消费也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。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看,哪些领域更易释放巨大消费潜力?
钟正生:首先是旅游、娱乐、餐饮等线下接触性服务消费。之前因客观因素限制了接触性服务消费的场景,居民服务消费存在自然修复的基础;若加以定向的政策支持,亦有释放过去三年积压需求、促进服务消费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。
另外,还有直播电商、即时零售等互联网消费新业态。疫情期间,网络消费新业态发展迅猛,增加了消费场景和品类的多样性。通过短视频直播消费的用户比例,较通过传统电子商务平台消费的用户比例高出两成。
时代周报: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不变。不过,居民加杠杆意愿并不强烈。在释放有效需求、引导正向预期方面,你有何建言?
钟正生:一方面,通过有条件“赎买”等方式,稳定房地产市场。地方政府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,加大对问题楼盘项目的购买,在改善房企现金流同时,也推动了“保交楼”工作,还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价格、发展租赁住房。
另一方面,提供购房补贴、减免相关税费,减轻居民购房负担。税费方面,契税、印花税、增值税的减免可由地方推广至全国层面,个人所得税也可增加住房购买、装修翻修、住房消费相关的专项扣除项目。
时代周报:硅谷银行事件波及广泛,再次引发公众重新审视区域中小银行的监管。国内有不少中小银行的资产行业集中度较高,行业风险是否有可能转变为银行风险?
目前,我国中小银行的对公贷款投向集中在基建、制造业、房地产业等,不良压力大多分布在在基建和房地产业。而这两个行业受到严格监管,出现大范围信用风险的概率较小。
另外,相比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科创行业,基建和地产的投贷模式更成熟稳健。银行能够准确的通过项目进度和测算的融资缺口实时发放贷款,并不是贷款一次性全部投入,投放和使用的进度均受到监管,贷款投向基本是跟着政策走,基本不存在行业整体过度投放的情况。
时代周报:在科创风投方面,硅谷银行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科创是硬核,需要资金支持,但发展前途有不确定性。如何平衡两者关系?
钟正生:硅谷银行倒闭有一定偶然性,因其客源单一,且大部分存单为额度超过25万美元的FDIC保险额度,放大了客户挤兑带来的冲击。
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硅谷银行的商业模式是失败的。相反,商业银行怎么来适应科创企业成长规律,怎么样才能解决收益和风险的匹配问题,硅谷银行的商业模式仍有很多可鉴之处。例如筛选有大型风投机构背书的客户、密切监控企业的资金流向与利用状况、接受专利技术作为抵押担保等。
另外,这体现出发展直接融资的重要性。间接融资模式与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、高成长性之间有本质矛盾。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,其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的特点,更能够匹配高科技企业对于长期资金的需求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与资本等要素的高水平循环。
钟正生:硅谷银行爆雷与特朗普时期推动的银行监管改革有关,即专门针对中小银行放松了监管,包括放宽压力测试条件等。我们不存在类似的差异化监管,我国对于中小银行的监管“一视同仁”,近年整体监督管理更趋严格。
今年2月发布的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,虽然提到了不同银行的“差异化监管”,但旨在减轻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,并不是降低资本要求。目前,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流动性覆盖率、杠杆率等指标都远超监督管理要求,而且在资产配置上没再次出现金融投资占比超过35%这一硅谷银行这次集中暴露的问题,信贷资产仍是银行资产配置的首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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